像那种一遇到麻局逆境就如丧考妣、指桑骂槐之人，就是典型的牌风不浩荡。而那种偷牌赖账之人，就不是牌品的问题了。

  我有一个远房亲戚，巨有钱。其标志有三：一是有车有房，二是家中有专门的麻将室，三是每次麻局的消费都以千元为单位。遗憾的是，我从来没有和他交手的机会，不然，也可以小发一笔横财。当然，前提是我得先做好以千元为单位消费的准备。

  其实，在麻局中，现金的收入支出固然重要。但更重要的是对一个人智力的测试。在数次输得身无分文的时候，我就对自己的智商产生深深的怀疑，并由此对我的未来产生莫名的恐惧与绝望。这时，总有些赢得手软的人脸上挂着僵硬的微笑对你说：你今天手气不好，手气不好。一副得便宜卖乖的嘴脸，从实际效果上对我这颗脆弱的心灵造成了更大的伤害。

  江湖人称“老六”的张立宪曾说，“如果有儿子，一定要告诫他做一个牌风浩荡的人；如果有女儿，就告诫她，至少不能嫁给一个牌风不浩荡的人。因为，一个人牌品如果很好，人品也差不到哪去。”像那种一遇到麻局逆境就如丧考妣、指桑骂槐之人，就是典型的牌风不浩荡。而那种偷牌赖账之人，就不是牌品的问题了。基于此理念，我也暗暗在麻局中察言观色，并将朋友的排列顺序在心中进行重新调整。

  由于曾在两家单位混迹，长期以来，我的麻友以原单位及现单位同事为主，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，组成了人员各异的各类麻局。

  先说原单位。原单位是一文化单位，虽然离开许久，仍得到许多兄弟姐妹的挂念。沾沾自喜了很长时间才明白，这帮人全是看在我麻将技术臭的分上才经常召见我。我这个人醒事慢，在这件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  原单位召见我的麻友分为两拨。一拨是以男性青壮年为主，这几位虽然从事斯文的文化事业，却不仅长相生猛，打起麻将来更是心狠手辣，对待我这个曾经的阶级弟兄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。前面我提到的输，多半拜他们所赐。另一拨是被我称之为典藏版（作者注：所谓典藏，年久是也）的三位中年文艺美女。由于忙着相夫教子，这三位均初涉麻坛，将“自逮”打出去的几率明显在我之上。所以，每当我被青壮年摧残得丧失生活勇气的时候，我就找机会从她们身上重拾信心。令人郁闷的是，我得逞的机会非常少，被迫屡屡深刻体验“童子娃儿手硬”的硬道理。

  现单位的麻友也分为两拨。一拨主要以给我发钱为主，一拨主要以我给他们发钱为主。有段时间，我干脆建立了一个固定数目的麻将基金。一段时间后结算发现，我还是发出去的多。这从根本上挫伤了我的搓麻积极性。前几天，我干脆在QQ上留言：“接上级紧急通知，因资金紧张，谢绝麻局。若确属三缺一，请预发赌资若干。敬请各位麻友认真贯彻执行。”从这几天的执行情况来看，效果还不错。

  不过，通过麻局，也客观上加深了兄弟姐妹的阶级友谊，加深了我在他们心目中乐善好施的良好形象，加深了我们对国粹游戏的集体认同感。对于我及我的这些阶级兄弟和阶级姐妹来说，已被生活折磨得死去活来，能找到这样一个可以体验成就感与愉悦感的平台，实属不易。

  瘾大的时候，也曾与陌生人同桌竞技。说好听点是集体娱乐，说不好听就是聚众赌博。整个过程除了抱怨就是赌咒发誓，味同嚼蜡，无趣之极。犹如开出租车与私家车的区别，毫无驾驶乐趣可言。若再遇上职业玩家，那简直就是一场噩梦。

  在说来不长的麻将史上，也有不少名人留下佳话。梁启超就是著名的麻将爱好者。最经典的就是那句“唯有打麻将可以忘记读书，唯有读书可以忘记打麻将”。据说他在天津时，为报社写专栏，往往在报纸付印的最后一刻才结束麻局，按规定字数一挥而就，仍是字字珠玑。另一名人是张恨水。据说他的长篇小说在报纸连载的时候，编辑登门等稿，张恨水左手搓麻，右手写稿，依然没耽误名著的诞生。哪像我等在牌局上一旦接个电话就溃不成军，瞬间丧失“一铲三”的大好局面。

  胡适之倒是不打麻将，并专门著文反麻将，不过胡太太爱麻如命，胡博士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，忍气吞声独守书房。

  前国家著名领导人说过一段颇富哲理的话，“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：第一是中医，第二是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，第三是麻将。不要看轻了麻将，你要是会打麻将，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。麻将牌里有哲学。”这段话我尚未查证到确切出处，是非高下自有各位看官定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