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凡四川人没有不知道红苕的，其学名叫甘薯，是农民最常用的猪饲料，也是尚在贫困线上徘徊的农家的主粮。

　　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，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，一场蔓延全国的大饥荒，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尝到了饥饿的滋味。那年月，最遭殃的自然是我们学生，长身体的时候却吃不饱饭。每天上午上到最后一节课时，就饿得吊不上气了，头晕眼花，浑身无力，不停地吞口水。老师讲的什么根本听不进去，一心只盼望下课的铃声快点响。好不容易下课了，大家急忙抓起小脸盆般大的红土碗就往食堂跑，排队等分饭的人在自己的碗里舀上几勺糊糊。那时每人每顿的口粮只有3两5钱，又没有其他副食品，怎么吃得饱呢!上面指示“低标准，瓜菜代”，厨房的师傅们在做饭时便掺上一大锅水，将学生一顿的口粮打成粉搅入，加上菜叶及少量红苕，煮一大锅照得见人影的糊糊。稀糊糊中偶尔有几小块红苕，谁舀到便像交了好运，那高兴劲儿不亚于捡到了金子。

　　喝糊糊也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“分配不公”。掌勺的人如果有私心，遇上班干部、团干部或和他关系好的人，便将勺子伸到下面一阵搅动，干的就被搅上来，舀给他要讨好的人。其他人来领饭，掌勺人只舀不搅动，饭自然就很稀。意见反映上去，伙食团又改为蒸罐罐饭。除早餐仍喝糊糊外，其余两餐均按定量将米装在罐子里，所有的罐子全都放在一个大瓮子锅里蒸。饭蒸熟后，各人的罐罐各人领。

　　当时每人每顿3两5的定量不知被谁克扣了。拿到手的常常只有半罐罐饭。罐罐饭仍然吃不饱，农村来的同学就从家里拿一些干青菜切碎了加在自己的罐子里。也有人在里面加几坨红苕，不过那是家境稍好一点的。跟我同桌的女生赵玫就从家里拿了红苕来加。有一天，我领到自己的一罐饭，发现里面卧着一根红苕，我一下愣住了。我的家住在县城。哪有红苕来加，我想一定是有人放错了。正在我感到困惑的时候，赵玫却在一旁笑，我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我也不好意思吃女同学的东西，怕其他同学晓得了说怪话，一定要把红苕还给赵玫。她却说女生比男生耐饿，不加红苕也能吃饱。我就没再推辞，几口就吞下了那根红苕。我的成绩比较好，常常为她讲解作业上的难题，算是一种回报吧。

　　饭吃不饱，参加劳动的时候却特别多，此举叫做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”，说是能够“改造思想”。有一次，我们班去一个边远山村战“四秋”，具体任务就是帮生产队挖红苕。劳动结束那天，生产队想偷着给每个学生发几个生红苕。但红苕是粮食，不经上级领导批准，任何人都不能擅自处理。若私下处理了，起码要落个“瞒产私分”的罪名，谁也担待不起。生产队长和伙食团长就想了一个办法，晚饭多蒸了一些红苕。每人饱吃一顿后，还可领一顿加班饭——两斤熟红苕。因为当地离学校足有50里地，我们要靠一双脚摸黑走回去，所以发一顿加班饭理所当然。晚饭后，我们连夜赶回学校。经过县城时，已经是凌晨3点钟了。我顺路回了一趟家。母亲起来开了门，我便交给她一小袋东西。她问我口袋里是什么，我说是蒸熟了的红苕。母亲大喜，说：“我好久都没有吃上一顿红苕了……”

　　不久，中央开始纠正“大跃进”的失误，形势逐渐好转。我也在半饥半饱中完成了中师学业，分配到一所学校当老师。

　　关于红苕的故事本该结束了。谁知在我走上教学岗位后，又发生了一件与红苕有关的事情。那是1963年，令人胆战心惊的大饥荒刚刚过去，人们基本上能够吃饱饭了。但我的肠胃不争气，稍不注意就发病，尤其是吃了红苕，更觉腹中胀气。当年视为珍品的红苕，我不再喜欢了，也不再吃它了。学校伙食团早餐一般是煮红苕稀饭，允许自己去舀，我便只舀稀饭。不舀红苕。午饭是每人一碗红苕干饭，我也只把米饭吃了，将剩下的红苕倒进泔水桶中。这个举动被人发现后报告了校长。校长在会上批评我：“这不是一个小问题，是个政治问题，是对贫下中农有没有感情的问题!这红苕，许多地方的农民兄弟还吃不上啊，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啊……”为此事，我的入团问题被搁置起来。

　　现在，我已进入“花甲”之年，早已没有衣食之忧，鸡鸭鱼肉，只要想吃，唾手可得。隔三差五，还有各种名义的饭局或“工作餐”，山珍海味，美酒佳肴，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。却也奇怪，对这些东西我反而不想吃了。一日三餐，总觉得还是粗茶淡饭爽口。前不久见报道，红苕含有多种维生素、纤维素和微量元素，可通便、防癌，实乃长寿佳品。我将此事告知老伴，此后每日早餐，均煮红苕稀饭。于是，久违了的红苕，又回到我的餐桌上。